内分泌；精确诊断；靶向治疗；系统管理

随着医学领域对疾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分子诊断技术不断深入，生物制剂研发及新材料广泛应用的不断进展，我国儿科内分泌遗传代谢病领域正经历从传统的表型/形态学描述转向分子通路分型；从免疫分期和遗传分层、传统激素替代向靶向干预迈进；从单一诊疗向健康管理的深刻转型。临床实践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围绕 “精确诊断、靶向治疗、系统管理”这三个关键词，梳理几个经典内分泌疾病关键进展和热点争议，提出对诊疗范式转变的思考、审慎态度与建议，以及未来的展望。

1.1　生物标志物与人工智能赋能早期识别　近年来经典1型糖尿病（T1DM）诊断领域取得生物标志物方面重要进展，聚焦于更早、更特异的生物标志物：微小RNA（miRNAs）和脂肪细胞因子作为新兴标志物，可反映胰岛素抵抗和β细胞功能障碍的早期变化，结合纳米生物传感器可实现高灵敏、微创检测［1］。另外有研究提示尿液外泌体中的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LCAT）具有作为早期诊断标志物的价值［2］。人工智能（AI）技术可以提高早期识别儿童糖尿病的能力。例如，DRING机器学习模型仅需13项常规体检指标［如体质指数（BMI）、血糖、血细胞计数等］，即可在空腹血糖正常人群中高精度识别糖尿病患者［3］。另一基于SuperLearner的模型可嵌入初级医疗系统，通过电子健康记录自动触发警报，在儿童确诊1型糖尿病前平均9.34 d预警，识别71 .6%的患儿，有助于减少酮症酸中毒［4］。尽管上述生物标志物及AI应用，在理论上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但这些早期探索如何转化为常规诊疗手段仍需更为确凿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

1.2　免疫干预的突破与争议　T1DM发病机制涉及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复杂交互，“替代治疗”的经典方案，无法完全阻断β细胞持续破坏的病程，疾病控制难达标是必然的结局。美国T1DM登记数据显示仅17%儿童和21%成人能达到美国糖尿病协会推荐的糖化血红蛋白（HbA1c）控制标准，替利珠单抗（teplizumab）作为首个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预防性药物，或将标志着T1DM治疗迈入“靶向干预”新时代［5］。替利珠单抗的研发源于对分化簇3（CD3）分子功能的深入探索。替利珠单抗结合T细胞表面的CD3而干扰T细胞抗原受体与抗原相互作用，抑制效应性T细胞激活；诱导T细胞耗竭形成免疫耐受；选择性诱导效应T细胞凋亡，保留调节性T细胞，降低自身反应性而保护β细胞功能［5］。该药获得FDA批准上市用于预防2期患者进展到3期的干预治疗，主要基于一项Ⅱ期临床试验：76例8岁以上2期T1DM高风险人群随机分组，接受14d静脉输注治疗，结果显示替利珠单抗组进展至3期T1DM的中位时间显著长于安慰剂组，治疗第1年，替利珠单抗组仅有7%的参与者被诊断为糖尿病，远低于安慰剂组的44%［5］。针对3期T1DM患者的整合分析显示，治疗后C肽水平增加，外源性胰岛素使用量减少，治疗有效且安全性良好［6］。

替利珠单抗的临床研究实施是源于患者家庭对推迟发病和延缓疾病进展的需求，但其在临床应用中仍存在争议：可用于指导治疗的普通人群标准化筛查方案尚不明确；现有临床试验样本量小、人群同质性高，结果普适性受限；单一免疫干预未完全阻断自身免疫进程，联合治疗副反应发生率高，方案不成熟［5］。其效果有待更多证据证实，安全性有待进一步观察总结。

2.1　分子通路分类重塑骨骼疾病诊断格局　2023年《国际遗传性骨骼疾病分类学修订版》代表了诊断范式的变革趋势［7］。其核心在于将分类依据从传统的放射形态学表型转向致病分子通路与遗传机制。例如，新分类将“FGFR3相关骨软骨发育不良”确立为一个统一的疾病组，涵盖了从致死性发育不良、典型软骨发育不全到轻度型等一系列临床严重程度各异的疾病实体。这种基于分子通路的分类体系具有多重临床意义：当基因检测确认FGFR3基因致病性变异后，临床诊断即可锚定 “FGFR3通路功能异常”这一核心机制，无需再纠结于非典型表现与经典诊断标准间的细微差异。同时，这种分类方式天然地为靶向治疗提供了理论框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儿童骨质疏松的遗传机制研究突破，LRP5、WNT1等基因与疾病的关联性被明确，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应用使更多单基因变异相关病例得到精准分型，改变了以往特发性骨质疏松的诊断格局［7-9］。

2.2　从替代治疗到通路靶向干预　X连锁低磷性佝偻病（XLH）的治疗跨越，集中体现了从“对症替代”到“靶向干预”的转变。传统治疗采用口服磷酸盐制剂联合活性维生素D类似物，其本质是绕过肾脏磷重吸收障碍这一核心缺陷进行替代治疗，过程繁琐且常难以完全纠正代谢紊乱。

抗FGF23单克隆抗体（布罗索尤单抗）的应用，靶向FGF23功能亢进导致的抑制肾脏近端小管对磷的重吸收。抗FGF23单抗中和过量的FGF23，直接纠正了导致肾性失磷的原始信号异常，实现了生理性的血磷稳态恢复。临床研究证实，该疗法能显著改善生化指标、有效缓解骨痛、促进骨骼矿化、矫正下肢力线，显著提升患儿的生活质量与功能预后［10］。另一个实例是RANKL抑制剂（如地舒单抗）通过靶向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这一破骨细胞分化与活化的关键细胞因子，在成骨不全症等遗传性骨病中也显示出增加骨密度、改善骨骼形态的潜力［11］。

新的治疗也存在部分争议，例如布罗索尤单抗，目前学界对适用人群、起始治疗时机及疗程缺乏统一共识，其对牙科脓肿、颅缝早闭等XLH少见并发症的影响尚不明确，且能否降低传统治疗相关的肾钙化、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并发症风险仍需更多循证依据［10］。在地舒单抗的临床应用中，其长期使用可能导致的低钙血症、颌骨坏死、非典型骨折等不良反应，以及儿童患者中给药剂量的个体化调整，成为争议焦点［11-12］。另外，儿童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也缺乏共识而导致适应证边界不清。双能X线吸收法（DXA）的骨密度Z评分是否需结合发育阶段进行个体化校正，不同骨转换标志物（如P1NP、CTX）在病情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未形成统一规范［8-9］。新药的出现为厘清适应证的边界，会倒推正常值的调查研究；也会利用AI技术推动骨代谢标志物的动态监测与骨折风险预测而形成治疗判断。当下，新型药物的长期真实世界研究、儿童专用诊疗指南的制定，以及罕见骨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方向。

3.1　从染色体核型到分子病因　DSD是一组因染色体、性腺或解剖结构性别分化不一致导致的疾病。近几年来，随着下一代测序和表观遗传学技术的普及，DSD的遗传诊断已从单基因排查迈向网络化解析。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SRY、SOX9、 NR5A1等核心转录因子，而近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在调控网络中的精细交互机制。2025年的一项研究利用ATAC-seq和RNA-seq整合分析发现，在XX-DSD猪模型中，SOX9基因启动子区域特定染色质结构（8647563-8648475）开放性的改变是性腺发育异常的关键上游事件，提示染色质可及性变化在性别决定过程中发挥关键调控作用［13-14］。此外，针对NR5A1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明确了其突变不仅导致睾丸发育不全，还涉及间质细胞功能不全与不同的男性化表型，且肿瘤风险需根据性腺组织学进行风险分层管理［15］。单基因层面，DMRT1、ZNRF3等新发现的DSD致病基因丰富了疾病的遗传病因谱［16-17］。基因诊断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DSD的特异性基因Panel可通过精准病因谱系分析，显著提升疾病诊断效率。但即使已扩大DSD的基因谱，某些DSD亚型仍病因不明，提示仍有未被发现的遗传通路或表观遗传机制，此类疾病缺乏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常依赖染色体核型分析与基因检测，基层医疗机构因检测条件有限，易出现漏诊或误诊。

3.2　病因治疗的雏形　当前DSD的治疗仍以激素替代为主，但前沿技术为未来的病因治疗提供了想象空间。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已用于体外纠正致病基因变异，如胚胎干细胞中SRY启动子去甲基化，以及慢病毒载体介导SOX9、NR5A1基因在人诱导多能干细胞中的稳定过表达，可诱导支持细胞样与间质细胞样分化，并表现出部分睾丸相关功能特征［13］。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似乎可以从根源上预防遗传疾病的发生，但这种技术也存在安全风险、遗传身份与人类尊严、社会公平与可及性、监管与治理缺失等伦理问题［18］，国际共识主张限制在体细胞编辑的临床应用。

近年来，卵巢和睾丸类器官的研究也显著增多，一项三维睾丸类器官的研究中，部分精原干细胞在类器官中显示出向精子方向分化的能力，这为体外精子生成提供了潜在可能，有望用于研究性染色体非整倍体（如克氏综合征）患者的精子发生障碍［19］，类器官已成为生殖医学与发育生物学中的重要研究方向。

3.3　DSD的精准医疗与多学科整合　临床热点争议主要围绕干预时机与方案选择。性别重置手术的最佳实施年龄存在分歧，新证据表明，对于NR5A1突变的46，XY DSD患者，若性腺发育较好且位置较低，可在严密监测肿瘤风险的前提下延迟性腺切除，允许患者参与未来决策［15，20］。对于有生育需求尤其是女性DSD患者，生育保存技术的应用时机与适用范围存在争议，方案仍需要探索［21］。此外，对于心理干预，是早期常规干预还是按需提供心理支持，尚未形成统一规范。手术治疗方面，针对复杂DSD的手术方式仍需优化，如合并尿道下裂患者的术式选择缺乏高级别循证依据。当下，多数临床机构缺乏专业的多学科团队导致诊疗流程碎片化，不符合DSD诊疗需多学科协作MDT的核心要求。但近期的文献已开始强调MDT的执行细节，如2025年土耳其一项研究探索结构化的儿童精神科融入MDT的新模式：由精神科住院医师在专科督导下对DSD患者进行长期纵向随访，确保心理支持贯穿从诊断到成年的全过程，显著提升了团队对性别焦虑、抑郁情绪的早期识别能力［22］。

4.1　从BMI单指标到多维分型评估　肥胖并非一种同质性疾病，其表型和代谢特征存在显著个体差异。遗传机制研究揭示，POMC、LEPR等基因的罕见致病变异可影响MC4R通路，导致严重早发肥胖，提示遗传筛查可指导针对性治疗［23］。同时，临床异质性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聚类分析将肥胖青少年按睡眠质量、情绪行为特征和饮食习惯分为不同亚型，其心理—行为表型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部分亚型与更高的BMI（或BMI-Z值）相关，提示临床上应考虑分型并探索更个体化的干预策略［24］。评估体系则从单一BMI指标转向多维度综合评估，结合代谢指标、睡眠质量、情绪状态等因素的分型评估模式，让干预更具针对性［24］。但是，临床病因鉴别难度大，非综合征型的罕见遗传型肥胖与环境因素主导的肥胖临床表型相似，易导致漏诊和误治［23］，需要进一步的遗传学或分子生物学研究。

4.2　家校联动、心理支持与靶向药物的分层干预　无论何种肥胖亚型，生活方式干预都是治疗的基石。研究证实学校为基础的预防项目对BMI/ BMI-Z值有正向效果［25］。建立“家庭饮食运动指导+学校健康环境营造”的联动机制，通过课程设置、校园餐饮优化和家校沟通平台，形成持续干预。

另外，肥胖与心理问题的共病机制日益受到重视。此外，Meta分析显示肥胖儿童青少年患抑郁症的风险显著升高，而情绪障碍又通过影响饮食行为和运动意愿加剧肥胖，降低患者依从性，形成恶性循环［26］。若不处理心理问题，单纯行为干预往往难以奏效。肥胖诊疗流程中应常规纳入心理健康评估。

对于特定早发肥胖患者，药物治疗为必要的补充手段。研究已经显示每周1次的司美格鲁肽在青少年肥胖治疗现出显著疗效［27］。替尔泊肽也在小年龄人群进行临床试验，有望在低年龄人群获得应用。传统药物如针对下丘脑综合征相关肥胖，长期鼻内催产素治疗被证实能改善食欲调节和代谢功能，为特殊病因肥胖提供了经济且靶向的治疗方案［28］。药物治疗将持续推进靶向研发，优化现有药物的适用人群和治疗方案［23］。但是药物治疗的长期安全性数据不足，特殊人群的用药剂量和疗程无共识原则［27-28］，其次即使采用相同干预方案，不同临床亚型的肥胖青少年减重效果和代谢改善程度差异明显［24］，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真实世界研究支持。

5.1　从传统化验到多维度评估诊断　甲状腺疾病的精确诊断正从传统化验向多维度评估拓展。蛋白质组学检测、免疫检查点蛋白表达分析等非实验室检查诊断技术的应用，结合影像学技术，为早期精准筛查提供了新工具。

年龄特异性促甲状腺激素（TSH）和游离甲状腺素参考区间的建立，解决了传统参考标准忽略年龄差异的问题，优化了甲状腺疾病诊断与治疗决策［29］；部分早期甲状腺疾病如儿科甲状腺结节/分化型甲状腺癌（DTC）缺乏典型症状，仅依赖甲功化验易漏诊，且细针穿刺活检对微小恶性结节的鉴别敏感性不足，需要结合超声等影像随访［30］。

5.2　靶向药物研发、类器官模型与风险分层工具　甲状腺疾病的治疗方面有新的进展，靶向治疗方法值得期待。针对Graves眼病（GO），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与风险降低相关，但开始使用他汀的时间对GO风险的影响尚不清楚。此外，通过阻断例如促炎细胞因子受体等特定通路的新型靶向治疗正在开发中，针对B细胞或TSH受体的创新治疗也备受期待，但替妥木单抗等尚无儿童适应证［31-33］。对于桥本甲状腺炎，近期新的研究通过贝叶斯网络Meta分析，发现中药可以降低甲状腺抗体水平，改善症状。单细胞RNA测序等新技术揭示了甲状腺浸润的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群，为靶向治疗提供了新方向［34-35］。有病理生理研究揭示，压力可通过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与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HPT轴）引发甲状腺功能异常，进而增加甲状腺癌发生风险［36］，为机制靶向干预降低发病风险提供了可能。

甲状腺类器官作为三维体外模型，可用于重建滤泡样结构并模拟甲状腺的生理功能，移植后可恢复动物甲减模型的激素水平并受TSH调控，为再生治疗提供移植示范。在肿瘤学领域，来源于甲状腺癌的类器官保留原发肿瘤的突变谱，可用于药物敏感性筛选和基于突变谱的个体化用药探索［37］。

现有儿科DTC指南在个体化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方面仍有缺口，且缺乏广泛采用的复发风险分层工具［30］，需进一步探索。但已经有基于蛋白质组学和机器学习的预后模型成功构建，可实现术前风险分层，为个体化治疗决策提供了有力工具，使手术决策和术后管理更具规范性［38］。

5.3　从多科协作到长期随访的全流程整合　儿童甲状腺疾病的协同管理面临多重现实挑战。 Graves病治疗中，抗甲状腺药物（甲巯咪唑）虽为首选，但用药剂量仍有争议，停药时机不明确，缓解率低、复发率高，Meta分析显示延长治疗时间可提高缓解率但需个体化方案。研究表明儿童Graves病患者中多内分泌腺自身免疫综合征共病率高，需要定期筛查。桥本甲状腺炎因早期症状及超声特征不明显，早期诊断具有挑战，目前治疗仍以甲状腺激素补充为主［39］。

儿科内分泌遗传代谢领域在精确诊断、靶向治疗和协同管理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推动学科从对症处理转向精准化、全周期健康管理。诊断上，从单一标志物逐渐转向多维度、分子化评估，新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疾病早期识别能力和诊断精准度。治疗上，逐步实现从对症替代到靶向干预的理念跨越，针对治病通路的精准治疗手段相继问世，治疗目标也逐步转向“与病共存”。管理方面，多学科协作与全流程整合成为各疾病领域的共识方向，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构建从筛查、治疗到随访的完整管理体系，形成从医疗到生活的系统健康管理。

作者贡献声明　王雨思负责查阅文献、论文撰写；巩纯秀负责指导、论文修改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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